從『亞投行事件』 談台灣國際組織戰略盲點

104年4月15日，中國財政部正式公布57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（AIIB，簡稱亞投行）的創始成員名單。其中最令人感到訝異的是英國、法國與德國等歐洲國家，在無視美國的意見下，也正式參與了亞投行的籌辦工作，由此可知中國此一倡議，對國際社會的號召力與吸引力。隨著歐洲國家的表態支持，我國財政部也在截止日期前，向亞投行籌備秘書處遞交參與意向書，表達申請為創始成員國。儘管台灣都已經準備將『中華台北』作為申請的底線名稱，然受制於中國主導與國際現實，最終成員名單中仍然沒有台灣的席位。

面對今日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崛起，究竟台灣與亞投行未來的關係與發展應如何因應，以及台灣在面對國際經貿組織合縱連橫中，該如何擬定戰略思維？實在值得國人關心。

此次『亞投行事件』，雖說完全由中國主導，在仍對外號稱擁有台灣主權的架構下，本來就很難期望中國對台灣有開放的心胸對待。到最後中國，仍無法跨越那條紅線，無法給予台灣如同其他國家一般對等的待遇，也讓台灣無法跟其他創始會員國一同討論成立章程，侵犯了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員應享平等的尊嚴待遇。

但更令人難過的卻是，此次『亞投行事件』中，突顯出我國社會對於台灣利益的缺乏共識。受制於我國長期以來對國際事務的缺乏關注，使得這次事件中包括大眾與朝野政府部門，討論的觀點都陷入了兩岸競合困局的泥淖中，而忽略了此項議題，其實是國際利益的博奕賽局。

就當前的國際經貿情勢而言，中國發言權的增加是否已經足以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？英、法表態加入，已經呈現出了國際經貿實力板塊的移動趨勢，也衝擊了美國、日本希望維繫在亞洲經貿事務的影響力。這樣的發展對台灣而言，絕對需要審慎小心的因應，以鞏固我國在『後亞投行時代』中的國際角色定位。

尤其，儘管當前美、日影響力的衰退，『亞投行事件』的實質意涵，仍不應被視為中國想併吞台灣的首要工具或手段；換言之，中國想藉由經貿來促進統一的思維，在此次中國推動亞投行成立的成分應相當有限。因此，台灣方面如果只剩下兩岸競合的思維，在國際事務上將日顯進退失據，小則貽笑大方，大則喪失國家更多的利益。

至於台灣在亞投行的未來，中國國台辦說：「未來亞投行在協商制定章程時，會正面考慮台灣參與亞投行問題」。如此說法，真可謂：『貓哭耗子假慈悲』，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』，令人不齒。如果台灣不能認清事實，奮力求生，台灣在國際事務的日趨邊緣化，有朝一日，歷史重演，我們是否將淪為『日俄戰爭中的滿清』，只能無言的接受「朴次茅斯和約」不平等權益的處置…。

總之，當中國崛起霸權外露時，台灣是否有所因應策略，或者只能酸言往來，作繭自縛。本報期望：執政團隊大開大闔，以台灣利益最大化作為台灣全民共識基礎，爭取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之最大利益。其中，最緊要之事，就是結合各界力量，彙整政府資源，重新審視目前台灣還有席次的國際組織，如APEC（亞太經合會）、ADB（亞洲開發銀行）等，善用這些國際組織合縱連橫，規劃具體的參與戰略，以培養國人對於爭取台灣國家利益的國際視野。